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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走上文学翻译之路

发布日期:2016-01-13      阅读数:923 次

    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用了30年。译完后朋友们为他举行庆功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要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作为我,当然不能同梁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想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相比,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

    其实,即使这最为人知晓的翻译,也纯属歪打正着。过去有名的翻译家,如林琴南、苏曼殊、朱生豪、梁实秋、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丰子恺、冰心、杨绛、傅雷、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人,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国学西学融于一炉,中文外文得心应手。翻译之余搞创作,创作之余搞翻译,或翻译创作之余做学问,往往兼翻译家、作家甚至学者于一身,如开头说的梁即完全如此,也是众人开怀大笑的缘由,而我截然有别。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至少上查五代皆躬耕田垅的“闯关东”农户之家——林姓以文功武略彪炳青史者比比皆是,但我们这一支大体无可攀附,出生不久举家迁出,随着在县供销社、乡镇机关当小干部的父亲,辗转于县城和半山区村落之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定居在一个叫小北沟的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小山村很穷,借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那样的小山沟会走出一个据说有些影响的翻译家。

    回想起来,这要首先感谢我的母亲。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母亲不把自己稀粥碗底的饭粒,拨到我的饭盒里并不时瞒着弟妹们往里放一个咸鸡蛋,我恐怕很难好好读完小学;其次要感谢我的父亲。爱看书的父亲有个书箱,里面有“三国”“水浒”和《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许多新旧小说,使我从小有机会看书。同时我还想感谢我自己,感谢对看书毫不含糊的痴迷。我确实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和同伴嬉闹。小时所有快乐的记忆、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和书有关。现在都好像能嗅到在煤油灯下看书摘抄漂亮句子时,灯火苗突然烧着额前头发的焦煳味儿。

    这么着,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成绩也最好。至于外语,毕竟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没有外语课,连外语这个词儿都没听说过。升上初中——因“文革”关系只上到初一就停课了,也没学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小说固然看过两三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真正的人》以及《贵族之家》,但没有意识到那是翻译作品。别说译者,连作者名字都不曾留意。这就是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中度过的。由于语文和作文成绩好,作为将来的职业,作家、诗人甚至记者之类倒是偶尔模模糊糊设想过,但翻译二字从未出现在脑海。

    阴差阳错,上大学学的外语是日语。不怕你见笑,学日语之前我不知晓天底下竟有日本语,以为日本人就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鬼子兵一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路的干活?八格牙路!”入学申请书上专业志愿那栏也是有的,但正值“文革”,又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那一栏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不知什么缘故,至今也不知道,完全谜一样,党安排我学了日语。假如安排我学自己喜欢和得意的语文,今天我未必成为同样有些影响的作家,而若安排我学畜牧,在农业基本机械化的今天,我十有八九失业。但事实是,我被安排学了日语,并成为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成为大体像那么回事的翻译家。

    来源:天津日报 日期:2016年1月13日 作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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