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与叶君健、葛浩文
说起来，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和叶君健（1914－1999）是同时代人，犹太裔美国籍的沙博理1947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两人在外文出版社英文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共事。他们都翻译了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君健的英译本早在1946年就完成并在英国出版，沙博理则是在十年之后重拾三部曲翻译。至于沙博理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目前没有确证显示两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接触，不过二人似乎以译会友，沙博理翻译的《小城三月》经葛浩文修订之后被纳入了《萧红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如此看来，三位译者因为共同的翻译作品在文学的时空结缘了。
除了在翻译作品上的关联，三人在各自的漫漫文学翻译生涯中，也存在诸多交错。沙博理与叶君健、葛浩文均在而立之年以后初探文学翻译领域，丰富的人生阅历塑造了他们不俗的文学甄别与感悟能力。不仅如此，三人均为作家型译者，发表了多部原创作品。这种“作者－译者”的双重身份背景有益于激发其原创作品的外译潜力，也对其译本的忠实性与可读性进行了双向提升。那么，在这些共同点背后，他们又存在哪些不同呢？
一、《农村三部曲》：心境不同，策略迥异
沙博理自1951年起以外国专家身份担任翻译和编辑，先后供职于对外文化联络局、外文出版社、《中国画报》杂志社。沙博理在五十年的国家翻译实践生涯中产出了逾千万字的译作，尤其在1950－1966年间翻译了20多位作家的现当代作品，为新中国的翻译事业和文化对外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上图为沙博理和妻子凤子结婚照）
叶君健，湖北黄安（今湖北红安）人。做过记者、编辑、大学教授，也是一位作家、翻译家。1949年归国后任文化部外联局编译处处长，《中国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叶君健除了翻译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外，还翻译收录鲁迅、丁玲等作品的小说集《新任务》；创作的英文长篇小说《山村》受到英文读者的欢迎。因其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的成就，获得丹麦获得“丹麦国旗勋章”。（上图为叶君健与圆茵夫妇结婚15周年照）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的代表作，反映了在封建势力和外国统治者的共同压迫之下，原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农民被推向破产的悲惨遭遇，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景物描写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叶君健翻译的《农村三部曲》（Three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1946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当时中国还是内战连绵，而沙博理翻译该作品时新中国已经建立，二人翻译此文时的心境该大有不同，采取的翻译策略也是各有千秋。
（1）人物塑造
《春蚕》中四大娘和荷花的对话将老通宝愚昧固执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原文：“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像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洋，他倒又要了！”（《春蚕》）
叶译：”The doddering old fool hates everything that bears the word ‘foreign’ except, of course, silver dollars.”＊
＊Silver dollar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 China from Mexico. So in Chinese they are called “foreign coins.”
沙译：”The old fool only has to hear the word ‘foreign’ to send him up in the air! He’ll take dollars made of foreign silver, though; those are the only ‘foreign’ things he likes!”
两个译本都未将“七世冤家”翻译出来，不过，叶君健选择了用“hate”来展现老通宝的不满情绪，体现了叶君健对译文读者的考虑。文后注释补充了洋钱的信息，让读者更好理解原文的信息和四大娘话语中的讽刺情绪，可见叶君健对原文的处理更多受市场和读者的影响。而沙博理的译本则选用了“send somebody up in the air”来表现“七世冤家”的情绪，使用拥有同等交际效果的英文俗语来呈现原文的文化信息，对洋钱的解释也是插入在原文之中，最大程度的保持原文的面貌，呈现其制度化译者的特点。
（2）环境描写
农村三部曲中呈现了大量的景色描写，下例中老通宝因为贱卖蚕茧卧病在床，康复之后，看到村庄的景色萧瑟和冷清了许多。
原文：横在稻场前的那条小河像一条银带；可是河水也浅了许多了，岸边的几枝水柳叶子有点发黄。（《秋收》）
叶译：……，but in the distance he could see the small river flowing white as milk in the reflected glare.
沙译：Beyond, the little stream was a strip of flowing gold. But its water level had dropped considerably; the weeping willows along the banks had a parched look.
叶君健的译文直接省略了后两个分句的景物描写，不止此例，叶君健对多处景色描写进行了删减，体现出其对故事情节紧凑和流畅的提高的考量，而将“像一条银带”翻译为“白的像牛奶一样”，其受市场驱动对读者因素的考虑不言自明。而沙博理的翻译则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结构和内容，实现了最大程度上对原文的忠实，是其制度化译者的体现。
（3）文化特色词
下文对话中涵盖了典型俗语的翻译：
原文：“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春蚕》）
叶译：”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She who is without shame should know whom I mean, for ‘Even the man who lies dead knows who’s kicked his coffin with the toes.’ Why should you bother”.
沙译：”Think you can handle me? I’m talking about a shameless man — crazy baggage! If the shoe fits, wear it!”
叶君健对“你管得我”的翻译直接套用英文的表达，而沙博理的翻译更能体现原文的特点，表现出了刘宝的泼辣形象。对俗语的翻译，叶君健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力图将原文的信息传递出来，最后一句译语显然比原文更加委婉。沙博理则是选取译语文化对应的俗语，又调整语序，更符合话语逻辑，最大程度显现出原文本质，是其制度化译者的特点。
看来，在《农村三部曲》的翻译中，叶译呈现市场化的特征，更多考虑译文读者因素，译者的显身程度更高；沙译呈现制度化译者特征，对原文本的翻译更加忠实，但并非逐字直译，也有细节性的调整。两位译者皆致力于原文的文化历史价值，是不同翻译层面对《农村三部曲》的传播和再现。
二、《小城三月》：风格一致，惺惺相惜
《小城三月》首译本Spring in a Small Town由沙博理独立翻译，刊发在《中国文学》1961年8月号第59至82页。小说原文由6部分组成，共计188个自然段，13000余字。沙译本严格遵循原文的安排，将译作分为6个部分，193个自然段，译本正文前有对作者萧红的生平和作品简介，末尾处有“Translated by Sidney Shapiro”。
1974年葛浩文完成了述评萧红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也成为了其著作《萧红评传》的基础。葛浩文的研究让他与萧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说“没有萧红，我什么都不是”。同时，萧红也因为葛浩文的研究而出现在西方世界，正如刘绍铭先生所说——“葛浩文把萧红带到西方世界来，功不可没”。（上图为葛浩文与林丽君夫妇）
对照沙译本和选集本，可以发现两个译本的行文安排和段落数完全一致，只是选集本正文前没有附任何说明文字。两译本在单词的拼法、标点使用、地名的拼法和个别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仅有20余处。鉴于葛浩文既是萧红研究专家，他将沙博理的译本稍作修改收入自己的译作集并经由中国文学杂志社作为熊猫丛书出版，足以说明葛浩文认可沙博理译本，认为该译本与自己的风格有一致性，没有必要重译。
《小城三月》沙译本严格遵照原文的叙事顺序，个别增删、调整可以忽略不计，可谓是十分忠实原文的译本。译文并不拘泥于原文，在个别句式上作了必要的变换，用词得当，符合英语表达习惯，读起来顺畅自然。看译例：
原文：①翠姨生的并不是十分漂亮，②但是她长得窈窕，③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④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⑤她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⑥好像她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⑦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地捏着。（《小城三月》）。
译文：①Though not especially pretty, ②Jade was slender, ③and she had a serene lovely walk. ④Her speech was clear and charged with quiet emotion. ⑤When she stretched out a hand to take some cherries, ⑥her finger toughed them lightly, ⑦pityingly, ⑧as if afraid to hurt them.（Shapiro, 1961:61）
本段是对翠姨外貌举止的细致描写，多用短句（7小句），叙述平稳顺畅。译文也多用短句或单词（8小句），忠实于原文表达。同时，沙博理也调整了句式，如原文3、4句是动作，而译文则以名词作主语，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总体上译文忠实于原文，在细节上又不失灵活，语言自然流畅，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葛浩文被誉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尤以英译萧红和莫言的小说著名。他认为“忠实是指导葛浩文翻译的第一准则”，但同时他也承认翻译即背叛，因此葛浩文会对原文进行“大胆组合、变形与再创造，删除不译或根据具体语境变通意译”，力图实现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在读者意识的引领下，葛浩文倾向的是“遵守译入语主流文化规范的归化式译法”。再看译例：
原文：那边狗叫人喧，天亮了，从东边的高粱地里，露出了一弧血红的朝阳，阳光正正地照着罗汉大爷半张着的黑洞洞的嘴。（《红高粱家族》）。
译文：A barking dog, human shouts, dawn. The curved outline of a blood — red sun rose above the sorghum field to the east, its rays shining down on the black hole of Uncle Arhat’s open mouth.（Goldblatt, 1993:19）．
本句是罗汉大爷血腥屠杀了两头骡子之后的画面。葛浩文把原文的“狗叫、人喧和天亮”译成了三个独立的名词／名词短语。这种灵活变通虽然形式上与原文有些出入，但十分简洁传神，形成了强烈的画面感，又保留了原文极强的艺术性，是忠实基础上的背叛。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沙博理与葛浩文具有相似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二人都将忠实奉为翻译的第一准则，同时又不囿于忠实的框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减、拆合、改写等叛逆，既在风格和情感上忠实于原文，又在表达上灵活多变；二人都具有对话意识和读者意识，倾向归化式译法，力图保持中国文学传播与译本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三、端木蕻良小说：美学再现，花开两枝
端木蕻良（1912－1996），现代著名作家、小说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短篇小说集《土地的誓言》、《憎恨》、《风陵渡》等。端木蕻良的部分作品在解放后得到了修订，修订内容包括个别字词的完善和故事情节的改动。沙博理参照的蓝本为解放后的修订版，葛浩文参照的蓝本为解放前的原版。（上图为青年时代的端木蕻良）
《雪夜》和《鴜鹭湖的忧郁》是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精品，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令人惊叹的语言和想象力，细腻多变的环境描写，尤其是独具匠心的人物心理和意识流动描摹，造就了这两篇小说的现代美学品格。《雪夜》讲述了过年前的一个雪夜，地主家的李总管下乡收租，但没能收上来一个现钱。他拒绝留宿在佃户老包家，执意骑上毛驴、冒着大雪，星夜踏上归程。《鴜鹭湖的忧郁》讲述了八月十五前一个雾气笼罩的夜晚，年轻的主人公玛瑙和来宝看守豆秸田之时，豆秸两次遭盗，玛瑙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忧郁”的思绪。
（1）人物塑造
在《鴜鹭湖的忧郁》中，玛瑙和来宝闲聊时，玛瑙提议同来宝一起加入“义勇军”：
原文：“来宝哥，咱们也当义勇军去好不好？”
“那还用说，到那时谁都得去，不是中国人吗？”（《鴜鹭湖的忧郁》）
葛译：”Brother Laibao, let’s join the volunteers, what do you say?”
“Of course. When the time comes, we’ll all go. We’re Chinese, aren’t we?”
沙译：”… Why don’t we join the Volunteers too? What do you say?”
“Naturally. Anyone who doesn’t join when the time comes is no Chinese.”
葛译中的“We’re Chinese, aren’t we?”用的是附加疑问句，带有不确定的口吻。从原文来看，来宝为贫苦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光较为短浅，由此推断，他是“不太想”去当义勇军的，所以葛译较为真实地传达出了原文描写的人物个性；沙译中，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句式极大地增强了语气，表现出来宝强烈的“爱国”情感，在主观上带有“主动”色彩，而且潜移默化中对读者起到了“号召”的作用。从这种以加强语气为目的的句式调整中，可以明显看出沙博理在国家翻译实践领导下的“制度化翻译”基调。
（2）意识流风格
《雪夜》中，李总管发现自己确已迷路，于是焦急探路，看到一户人家后，喜出望外，谁想这只是一户弃宅，李总管在大慌大喜之后，此时已是大悲之态，由此激起了对人生的绝望慨叹。看译例：
原文：人间的一切都如在雪海里荡起的云烟，看看明朗，清晰，等用手一扑，又都幻灭消逝了。他自己就如一团飞沫里边的一个浪花，方才还是晶莹圆润，充满着生命，顷刻就要破碎了。（《雪夜》）
葛译：Life on this earth is like a wispy cloud in snowstorm. You see it clearly, but with a swipe of the hand it vanishes into thin air. He was like a drop of froth, crystalline, round and moist, and full of life one moment, then obliterated the next.
沙译：Life was like the mist in a snow-storm. You saw it plainly, but when you tried to touch it, it vanished like a dream. He himself was no more than a fleck of forth. A moment ago he was crystal — bright, round, moist, full of vitality. But soon he would be just a formless blob.
两译本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对时态的选用。葛译中的“is”、“see”、“vanishes”三词均为一般现在时，译者以“阐释真理”的视角对原文意识流加以考量，属于典型的“译者显形”。此外，这种跳跃性的视角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使读者可以将自身与故事人物结合起来，建立辽阔的遐想空间，体现了市场化翻译色彩；沙译中的“was”、“tried”、“vanished”三词则是采用与原文一致的一般过去时态，是李总管意识流的真实写照，也是制度化翻译特征的体现。
（4）直译与译写
玛瑙询问来宝今后农民是否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来宝的回答令玛瑙十分沮丧，发出了如下叹息：
原文：“我都知道——”玛瑙又叹息，“咱们没好，咱们不会好的！”（《鴜鹭湖的忧郁》）
葛译：”It’s the same old story,” Manao sighed. “Those without anything will never get anything.”
沙译：”I know all that,” said Ma-nao. He sighed again. “But it won’t do us any good. If it’s still the same world, we won’t be any better off.”
玛瑙的叹息流露出对时局的不满，“咱们不会好的”表明了他几近绝望的心态，葛译中的“Those without anything will never get anything”较大程度上还原了玛瑙的“悲观”心理，可以说此处为直译译法；而沙译在表述了“it won’t do us any good”用来观照颓唐的时局之后，又加译了“If it’s still the same world”一句，认为时局仍是有希望得到扭转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沙博理的制度化译者心理，通过译写手法来缓和尖锐言辞，符合国家翻译实践引导下的翻译模式。
葛浩文曾表示：“我常常选择我特别喜欢，也认为是老美非读不可的作品来翻译。”葛浩文翻译选材上表现出明显的自由化倾向，同时，市场化翻译痕迹在其译本中屡见不鲜。葛浩文提升译者显形程度以迎合英文读者阅读喜好，通过适当删节、修改等手法对原文加以“美化”，注重文本的商品价值和商业效益。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在翻译选材上受到限制，属于“任务指派型”文本选择，在该种由国家策划的翻译实践引导之下，沙博理加大对译本的“国家效益”之考量，注重其政治价值和社会影响，尽量忠实于原文，再现民族历史与风土人情，并通过适当调整来缓和部分尖锐敏感的语言现象，力图塑造民族形象，具有典型的制度化翻译特点。
四、结语
通过分析对比沙博理与叶君健、葛浩文的译本，可以看出三人在翻译中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化翻译与市场翻译差异。沙博理是典型的制度化译者，身肩对外宣传民族形象之重任，翻译时必然受制度化思维影响，在译文中力图再现原作之韵，译本中的“中国腔调”层见叠出。相比之下，叶君健与葛浩文两位市场化译者在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多方面都持有较大自主选择权，以市场为驱动，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着重提升译本可读性与审美性的背后，是对其商业价值的考量。
然而，制度化翻译与市场化翻译并非对立关系。制度化翻译引领市场化翻译的宏观方向，助力民族优秀文学外译工作，市场化翻译可以弥补制度化翻译的严肃选材，发展翻译领域多样性等，二者呈动态互补，共同构成了翻译社会性的两个层面。如今，已故的沙博理、叶君健和仍然活跃于中国文学翻译舞台上的葛浩文，以他们的不可替代的翻译贡献，为国人所称道，也必将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所认同。正是因他们多年来的笔耕不辍，中国作品外译之路才得以蓬勃发展，中国文学才得以融入世界文学洪流，中华民族海外形象才得以完整建构。
【编者按】
中国海洋大学沙博理研究中心是2014年12月中国外文局在高校设立的唯一沙博理研究机构，委托任东升教授为带头人的团队对沙博理全部翻译著作展开系统研究，已在《中国翻译》《外语研究》《外语教学》《上海翻译》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任东升教授连续三年为研究生开设沙博理翻译研究专题课程，同时主持沙博理英文自传的重译。已有七位研究生在他指导下发表高质量论文并以此获得国家奖学金。通过推进中国外文局的委托课题和沙博理研究中心建设，任教授的团队走出了一条学术研究与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相结合的途径。
来源：中国网 日期：2017年12月14日 作者：任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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