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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春绮:从医家到翻译家

发布日期:2019-12-04      阅读数:776 次

上海素有外国文学翻译摇篮之称。清末民初上海翻译初兴之时,便已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家,至今薪尽火传,其中傅雷、戴望舒、孙大雨、草婴、方平等都曾名重一时,钱春绮也是其中之一。上海曾表彰九位德高望重、从事翻译事业达40余年之久的上海翻译家,钱春绮赫然居中,他还获得过全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的确,在诗坛和翻译界中,钱春绮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歌德、海涅、席勒、波德莱尔、尼采等许多德、法诗人的美丽诗篇,都是通过他的译笔传到中国来的,许多青年人就是背诵着他所翻译的西方诗人的名句长大的。比如我,就曾熟读和背诵过海涅《新诗集》里的许多诗,那些清新活泼、美丽动人的爱情诗,曾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和爱情时光。
掐指算来,我与钱春绮的交往有好几十年了,而他去世也将近十年了。
弃医从文
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弃医从文的例子很有几个,像鲁迅、郭沫若等本来都学过医学,后来都因各种原因而弃医从文,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人都知道钱春绮是翻译家,并因读他的译诗而走上诗坛,却没想到他也有一个弃医从文的过程。
钱春绮祖籍江苏泰州,从小在上海生活,后来也一直在上海工作定居。1994年,在他来我家聚谈的一天下午,我曾问起他早年的读书生活,他坦诚地对我说:“我之所以能从小在上海读书求学,主要是靠我哥哥在经济上的帮助。”
钱春绮小时候就读于上海万竹小学,这是一所市立的名牌小学,在小北门附近。由于他读书刻苦勤奋,后来考入了上海中学。“那时的上海中学算是江苏省立的中学。”钱春绮回忆道:“师资力量比较强,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叫王纪林,很有教学经验,仅一年时间就让我的英语大有长进。当时老师很强调外语学习,认为多学一门外语就多打开一个窗口。我就听老师的话,学各种外语,珠林书店那时出版的《日语自习》《俄语自习》等,我都曾饶有兴趣地学习过。”
我说:“您后来翻译作品,似乎都是从法文或德文这边来的吧?”
“这没错。”钱春绮点头承认:“不过,法语和德语都是以后学的。”
我不解地问:“您除了外语,难道就没有其他兴趣爱好了吗?”
“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读书时爱好绘画,也画了不少东西,可后来搞翻译,工作忙,就没继续坚持下去,的确有些可惜。”接着,他还对我说:“我在上海中学读书时,校内的读书环境很宽松,校方对学生读书的范围和内容没有很多的限制。如果学生在外面书店看到一本感兴趣的书,只要把书名写在条子上交给校方,学校就会把这本书买来,这样你就可以经常阅读了。”
“我读书的范围比较广。”钱春绮说:“除外文以外,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等方面的书都读。不过,我们当时年纪轻,思想比较激进,所读的书刊也以进步和左翼作家的为多,比如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最有意思的是,我当时就已阅读周学普翻译成中文的一些歌德作品,如《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没想到几十年以后,我自己也翻译起歌德的作品来了。”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
我问他:“您后来翻译的几乎都是诗人的作品,如歌德、席勒、海涅、波德莱尔等,那您当时对诗已经产生兴趣了吗?”
“应该说有点兴趣了。”钱春绮想了一下说:“我那时读书还比较用功,总是名列前茅,就用一些课余时间写散文,投寄给《大公报》,居然也刊登了。那时大概读初一吧。此外,我还写了一些新诗,自己装订成册,后来抗战爆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炮火中,这本诗集丢失了,我原来想考交通大学的美梦也破灭了。”
钱春绮从上海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医学院,这个医学院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相关外语,于是钱春绮在原有英语的基础上又勤学德语。他当时学的医学专业是五官科,毕业以后即在一家医院担任耳鼻喉科的医生。我听了他回忆的这些情况,就对他说:“您本来做医生不是挺好的嘛,为何要弃医而从事翻译工作呢?”
钱春绮淡然一笑,简单答道:“各人有自己的兴趣,我也是因为喜欢诗所以才改行的。”我不无遗憾地对他说:“您不应该弃医从文,而应该一边做医生一边搞翻译,那该多好!”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很难办到。”他向我摆摆手:“搞翻译必须聚精会神,边从医边翻译几乎不可能,精力也不够,必须两者取其一。”接着他又坦诚地对我说:“如果我的医学专业是外科,也许我并不会放弃,但耳鼻喉科我不太喜欢,所以才放弃了。”
当我后来把他这些话告诉冯至先生时,冯至曾感叹地说:“我认识钱先生,真没想到他竟是学医出身。钱先生在德国文学翻译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你代我向他问好。”
钱春绮这么一改行,竟成了中国德语诗歌翻译方面的权威,先后出版了近50种译著。我与他相交数十年,可他从来不谈自己翻译工作的艰辛,即使谈到,也都轻轻掠过,转到其他话题。英诗翻译家黄杲炘对我说:“钱先生朴实谦虚,其实他在德国诗歌翻译上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无人可比。”
金秋诗会
钱春绮是以外国诗歌的翻译为主。其实,上海在外国诗歌翻译方面的力量相当强大,除钱春绮外,像孙家晋(吴岩)、冯春、吴钧陶、黄杲炘、王智量、薛范等,都是这方面的著名专家。正因为如此,上海翻译家协会每年都举办一次“金秋诗会”。
199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突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钱春绮,他特邀我一起去参加下午的金秋诗会。钱先生年近八十,精神尚好,穿一件深藏青的中山装,挎一老式背包。聊至中午,我请他至门外餐馆用饭,他摇摇头:“不必了,我已把饭带来了。”说罢,即从旧包里取出一个塑料盒,里面果然饭菜俱备。我说:“您这么大年纪,又走了这么远的路,何必呢?”他微微一笑:“我这样可以少给别人添麻烦,只要微波炉一转,即可食用。”结果,他只喝了我一碗隔夜清汤,便高高兴兴地与我一起开会去了。
由于我与钱春绮相熟,所以每次“金秋诗会”我几乎都与他坐在一起,听他介绍各方前来参加诗会的翻译人士,不住地握手,不停地招呼,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1997年的“金秋诗会”在上海文艺会堂如期举行。那天我坐在钱春绮与草婴之间,他们彼此寒暄之后,冯春忽然走到钱春绮面前,问他译诗带来了没有,叫他准备上台朗诵。原来这年恰好是德国诗人海涅200周年诞辰,“金秋诗会”除了请诗人和翻译家朗诵各自的诗作和译诗以外,还特地请钱春绮朗诵一首他所翻译的海涅诗歌。可钱春绮嫌自己朗诵效果不好,便委托我代为朗诵,我执拗不过,后来我们两人携手共同上台,由他先作介绍,然后由我朗诵。海涅的那首诗表达的是战士保卫祖国的爱国热情,由于钱春绮的译笔雄壮流畅,现场朗诵的效果特别好,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记得还有一年“金秋诗会”,屠岸正好从北京来上海,也受邀来参加诗会,宫玺、黎焕颐、黄杲炘等这些老朋友都与他围坐在一起交谈。钱春绮向我介绍屠岸的翻译成就,说他对诗的研究很深,并凑到我耳边说:“你也许想不到,他原来是上海交大的学生,是学工科的,也是后来才走上翻译道路的。”
在“金秋诗会”上碰到的每一位翻译家和诗人,只要我问起,钱春绮便向我介绍他们的成绩和贡献,朴实而中肯,从不带虚假的夸饰溢美,更没有贬抑别人的微词。
听他谈诗
钱春绮是闻名全国的翻译家,他翻译起诗歌来简直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但他的衣着穿戴却十分简朴随意,一年到头便是那几件中山装、夹克衫和白衬衫,只有开会才会穿西装。家里布置也极其简单,放眼望去,桌子、椅子、床、沙发、茶几,到处都堆满了书,德文的、英文的、法文的,虽凌乱不堪,但他却了如指掌。
2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几位年轻的朦胧派诗人因拜读了钱春绮所翻译的席勒、波德莱尔等诗集,为其美丽的诗句所打动,慕其大名,一定要我引他们去拜访他。我们在外左叫右喊了大半天,钱春绮才穿着单裤来为我们开门,冷得瑟瑟发抖。原来他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当时正在梦乡。平时傲气十足的朦胧派诗人们一见钱老,个个毕恭毕敬,直说抱歉。而他却毫不在乎,反而连向我们赔不是,穿衣叠被,泡茶让座,好不容易才把沙发上那一大堆外文书搬走,与大家一起谈诗。当朦胧派诗人们心满意足地告辞离开时,他坚持要把我们送下楼,结果一直送到大院门口方才罢休。在归途中,几位朦胧派诗人都不约而同地赞叹道:“想不到歌德、海涅那些美丽动人的诗句,竟都是这么个朴素的普通老头给翻译出来的。”
钱春绮不但精熟西欧诗人的作品,而且也喜欢中国的传统诗词,尤其喜欢听人用方言吟唱唐诗。一次,我与他从上海作协开会回来,听说我会吟两句,他不由分说将我拉到马路边的僻静处,非要我吟两句给他听。我只好勉为其难地照办了。他一边听一边不住地摇头晃脑,兴趣甚浓,随后还与我大谈唐诗,直至分手。
钱春绮本来住在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离我的住处很近,我们时相走动,因他年龄大,自然以我去他家的次数居多。他一般都在晚上工作,所以我几乎都是下午到他家,每次去多半都是谈诗和翻译。有一阵,他正埋头翻译法国象征派大师波德莱尔的诗作,我便问他:“都说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鼻祖,有人说中国古代也有象征派诗人,如果比较起来,您看中国哪位诗人与他的诗风比较接近?”
钱春绮想了一下,说:“中国李贺的诗与波德莱尔的诗比较相近,他们都喜欢用颜色和形状来说明事物的性质。如波德莱尔写钟声的洪亮,不是直接写钟声,而是通过钟的巨大形体和大红的颜色来暗示,这和李贺的有些描写手法很相近,如李贺描写马蹄的声音也是采用这种手法。他们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中不谋而合。”
有一次,我们谈起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我说:“中国缺少史诗,所以只好把《诗经》中的《公刘》《生民》诸诗暂时作为史诗看待。到了现在,随着整个诗坛的不景气,史诗更难产生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现在没有史诗呢?报上不见发表,不等于不存在。也许有人写了史诗,自己存放着,暂时不发表,或许不愿发表,但很可能以后会公诸于众。这个情况一时还很难说。”
当时我听了觉得很惊讶,猜谜似地望着钱先生,怀疑他就可能写有史诗;直到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仍猜想他可能写有史诗。不过,我只看到过他创作的一本十四行诗集。
钱先生的老宅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沿街还有围墙保护,内有小院。他曾跟我说过,这座小洋房已有100多年历史,是个医学界的名流建造的,因为他当时是医生,才分配给他住,已住了50多年。由于环境优雅、闹中取静、交通便利,所以他对自己的老宅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巧的是,市政府设想的地铁二号线将通过静安寺,这么一圈划,把他的老宅也划进去了。在他临搬迁前,我帮他在老宅前拍了几张照片;他则在清理图书的过程中,送了我一些对我专业有用的书,并在我家长谈了一个晚上。
当他搬入新居收到我寄去的照片以后,曾给我写来一封信,其中写到他曾去看望故居的情景,他说:
寄来照片四张,已收到,谢谢。
你给我的故居留下了纪念的摄影,很可贵,将来你写文章,谈到南京西路,附上此照,一定是珍贵的资料。
那天,在华山医院配好药后,我去故居凭吊,房子已经拆了,一片废墟,感慨无量,口占一绝:
五十余年住此楼,一朝拆毁化荒丘。徘徊不忍多留恋,为怕伤心老泪流。
钱先生搬至大华新村以后,曾多次约我去玩,并写了一份详细的线路图给我。我曾与几位诗人和翻译家约好,一起去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却始终未能成行。如今旧友相逢,每谈及此事,便感叹不已,引以为憾。好在钱先生的译著依然大受欢迎,大放异彩,也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来源:文汇报 日期:2019年12月2日 作者:孙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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