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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对外翻译

发布日期:2019-09-20      阅读数:58 次

1985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从事法文翻译工作,至今已满34年。

外文出版社正式成立于1952年7月1日,但自1949年11月起便开始出版外文版图书。70年来,外文出版社用40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2万余种图书,内容包括中国领导人著作,中国重要文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题材,共计印刷4亿多册,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的翻译职业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5年至1997年,我个人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而外国对中国也可谓雾里看花。中国迫切希望融入世界,因此有必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作为外宣主力军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不少涉及政治、文化的书籍。在汹涌澎湃的出国潮、下海潮中,我选择了坚守。大量的翻译实践使我得到了磨练,积累了经验。

1998年至2013年,我担任外文出版社法文部主任职务。这一时期,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外文出版社须由事业单位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方针和方向有了较大的改变。我们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对外翻译一度沦为附属地位。除了组织出版针对国内法语学习者的读物,我还独立或参与编纂了《新编法汉汉法词典》、《汉法时事词典》、《汉法新词语汇编》、《汉法最新综合实用词典》等工具书。2003年,我获得译审任职资格。自2004年起,我享受中国外文局特殊人才(岗位)津贴。

2014年以来,我担任外文出版社首席法文专家。十八大后,国家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提出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对外翻译获得了新生。我个人更多地致力于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政府白皮书等的翻译审定。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摆脱贫困》、《之江新语》、《梁家河》、《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还代表中国外文局和外文出版社,积极参加翻译界和出版界的各项社会活动。如:2008年,担任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同年,成为《大中华文库》丛书特邀编委和法语审读专家,此后审读了汉法对照版《论语》、《周易》、《孙子兵法》、《红楼梦》、《金瓶梅》、《楚辞》、《唐诗选》、《天工开物》等20种图书。自2009年起,担任全国口译大赛法语邀请赛的评委;2012年起,担任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MTI硕士论文评审专家及答辩专家。2013年,担任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法语评审委员会委员;同年,成为国家新闻出版署进口图书审读专家;2014年,担任首届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暨国家语言与翻译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法语组统筹、主持人及嘉宾发言人;同年,成为《中国关键词》项目法文组负责人和定稿人。

中国外文局是我国对外宣传的“国家队”,是中国翻译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这座“近水楼台”使得我有机会参与一些全国性学术活动,为国家的外宣事业和翻译事业做出贡献。

2002年10月,中国翻译协会设立中译法研讨会机制,以加强国内各法语使用单位的联系,充分发挥各单位精兵强将的集体智慧,对重要新、难词汇的法文翻译进行研讨,核定规范译法,使法语翻译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我有幸参与了中译法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并当选秘书长职务。2013年至2017年,我改任中译法研讨会常务副主任。17年来,中译法研讨会已举行34次。来自外交部、文化部等部委,新华社、中国外文局等事业单位,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近30个单位的500余人次参加了研讨,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单位的数十位外籍专家。共研讨时政、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词汇7000余条。中译法研讨会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获业内各界人士的好评。2015年,我获得“中国翻译协会优秀社团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9年,我开始参加全国翻译系列中级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负责评定来自全国各地的申报者的翻译职称。2003年,为了改变对翻译人才的单一评审模式,国家人事部决定推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并委托中国外文局负责该考试的具体实施工作。2004年5月,全国翻译考试法语专家委员会成立,我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并连任至今。15年来,我一直作为核心专家积极参加命题、组卷、初终审、录音监听审听、考试值班、阅卷等工作。我还负责了法语考试大纲及法语翻译考试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

30多年来,我从事的多是对外翻译工作,更确切地说,是将中文书稿翻译成法文。我们所从事的对外翻译工作自始至终受到质疑,尤其是当外宣效果不佳时。我也一度深受其扰,甚至产生过动摇。

国际翻译界普遍遵循“母语原则”,认为只有从非母语译入母语才可以保证译作质量,否认非母语翻译行为的合理性,或者对此类译作的质量持怀疑态度。“母语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翻译实践中却难以完全贯彻。因为,翻译不仅是文化输入的主要渠道之一,同时也是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但由于汉字与西方文字差异巨大,同时也由于社会制度和地缘关系等因素,对外文化交流长期存在“逆差”。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快速增强,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近年来,中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国主张、提供中国方案,主场外交目不暇接。这就需要对外宣传工作更加主动、有效地从正面宣传中国,减少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全面提升我国国际形象,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对外翻译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新中国的对外翻译工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才能做好对外翻译呢?我个人的体会是:

首先,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了解对象国的文化和受众的思维习惯。译文不仅要清晰易懂,更要准确无误,尤其要注意因语言特点和文化差异造成的“陷阱”。如:“反对自由主义”不能简单地译为lutter contre le libéralisme,因为在西方,libéralisme是宽容异己、兼容并包的代名词,而我们指的是不服从组织、自行其是。

其次,要准确理解中文原文。经常有译者抱怨,说中文原文“重复啰嗦”、“晦涩难懂”。其实,译者可能没有发现其中的节奏感、音律美,没有悟出言外之意。

中国的政治文献信息丰富、逻辑严密,译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万不可掉以轻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邓小平首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表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同时又以字词的增删区别了不同历史时期。合格的翻译应该能把这种细微差别传递给目的语受众。

2012年底,当“打铁还需自身硬”刚刚提出时,一般认为是打铁的主体—铁匠—要硬,即共产党员要做到正人先正己。后来,纪检监察部门提出,打铁的工具—铁锤—也要硬,即制度、手段和力度要硬。再后来,又有人认为,打铁的对象—铁料—更要硬,因为只有经得起锤炼,才能成为好钢。译者必须根据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对外翻译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让中国走向国际,让世界了解中国”。

 

来源:中国网  日期:2019年9月10日 作者:宫结实 (作者系外文出版社首席法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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