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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大师黄昱宁的转型

发布日期:2019-01-01      阅读数:36 次

       第一次看到黄昱宁的名字,是缀在小说作者名字下面或后面的一行:《甜牙》,(英)伊恩·麦克尤恩著,黄昱宁译;或是,《捕鼠器》,(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黄昱宁译。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英美文学翻译、评论家,她是业内早早享有盛名的、活跃的专家级别人物,从麦克尤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到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触目经手的都是英语文学巅峰风景,二十多年来,贡献了三百多万字的译作和好几部读书随笔集,用李敬泽的话说,是“世界文学的织网人和布道者”。

黄昱宁

       今年八月,黄昱宁自己却织起了自己的了一面虚构之网,出了这便是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八部半》。她的,名字,也相应便从译者栏“上提”一行,到了著者栏,端端正正题在书名《八部半》下面。“八部半”,让人想起意大利导演费里尼那部著名的同名电影。黄昱宁笑说,这自然也是一种令文艺青年心有灵犀的策略。集子里的确有“八部半”小说——那半部,是一篇写黄家往事的、兼具虚构与非虚构双重范式的作品《海外关系》,回想起来,是她尝试迈出自觉运用小说笔法的第一步,故而以“半部”论,放入集中,有某种“不算牵强”的纪念意义。

       受赐于长期的浸淫与深研,英美文学是黄昱宁最重要的底色所在,采访她时,当论述到某一问题,她每每不禁主动延伸到西方文学上,以比较的姿态,谈论起她所喜欢的几位作家。但显然,比起书名,比起小说里时而显露的西方符码元素,甚至比起叙事技巧和语言机杼趣来,西方文学对她作为小说家最大的影响和形塑,在于对小说和“虚构”这件事的认识知。和多数中国作家习惯的经验式写作相比,黄昱宁所信奉的虚构是更加彻彻底底的“虚”构,不与生活脱节,但视角又在生活之上,呈现以戏剧性的人生瞬间,混搭以超现实性的色彩,如同她所深爱的文学偶像麦克尤恩。而她本人,则在小说里隐姓埋名,化为一个个混沌性别、不分变换职业的叙事者,换上别人的衣服,用了别人的腔调口吻,观察种种习焉不察的生活。她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异装癖”,其乐趣一如度过不同的人生。

       人们难免有疑问,翻译家写的小说,会好看吗?这也是黄昱宁的小说家、评论家朋友们包括她自己最初时都曾惴惴不安过的问题。但《八部半》一篇篇写出来之后,着实给人以惊喜:黄昱宁突破了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批评的焦虑”,克服了一次次惯性的解构,完成了小说的建构,且这建构称得上精巧美观。她放下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没有刻意掉书袋,也没有翻译腔。评论家杨庆祥一眼看出,黄昱宁写小说最厉害的一点是,完全没有反映出她所受影响对象的腔调,但能够天衣无缝地把作家对世界的理解,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放在作品里面。事实上,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不止一人发现过她身上的小说家特质,在写不拘什么文章时都能用上小说笔法。上海作家小白两年前就说过,“说黄昱宁最后一定会去写小说,这个我们一点都不奇怪”。

       尽管黄昱宁努力在小说里隐藏自己的面目,但从她的故事里,依然不难察觉出她是个有趣的人。这一点,在她若干有关英美文学的随笔中早已显露,她世事洞明,体察深切又妙语如珠,能把从莎士比亚到石黑一雄的成群的陌生人谈成你的邻居。李敬泽在序言里说,她是“一个聪明人,精力旺盛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主妇,“抱有对流言蜚语、邻家动静、社会新闻、电视综艺的永不餍足的热情”,“她所关心的事正好是我们在客厅和餐桌上谈论的事”。她熟练掌握新媒介时代的语汇:微信、朋友圈、星座、水逆、真人秀……并将其功能性地罗织为多维又脆弱的新型人际关系网络;她知晓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件、正在诞生的奇观:电信诈骗、婚姻危机、人工智能……并以此来窥测现代都市中人复杂又栖惶的心理症候与阶层困境——这倒是和费里尼的“八部半”有了些异曲同工的内在精神性关联。每篇小说都有“俗世”的根底,但当它们汇集在一起时,你能够辨认出一个简·奥斯丁似的人物(李敬泽语),一种对俗世的反讽。

       黄昱宁在跋语里评价自己是“称职的出版人、勤奋的翻译者、自觉的评论者和挑剔的读书人”——都是些自信的评语。那么,作为小说家的存在她呢?她想了想说,以平时工作和翻译所接触的作品为标准,量都不够,更别说达到多好的水准了,但从普遍的第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还算及格吧(笑)。文学圈中的很多人都表达过对羡慕黄昱宁,的羡慕:当外国文学编辑,能精读大批小说;当翻译,能把好小说用汉语重写一遍;如今又写小说,名副其实的跨界人物。不过,虽然刚起步,但她有开疆拓土的自信,现在也想在小说上投入更多想把精力更多放在写小说上,“翻译就像故乡,随时能回去,五六十岁也是黄金年龄,但小说需要更多力气”。

专访

书乡:您做了多年的文学翻译、出版、评论,为什么突然开始写小说了?

黄昱宁:我从小就有编故事的欲望,虽然没有明确概念,但就是喜欢听故事,包括单田芳先生的评书,也会自己跟自己讲故事。但家里人从世俗观念来看,觉得写小说不是特别安全,希望我走一条更为稳妥的路,我后来就做了编辑和翻译,写了很多非虚构文章。但虚构的欲望并没有减轻,而且在不同时期都想要抬头。写了那“半个故事”(《海外关系》)后,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三年前写了第一个小说《幸福触手可及》试试看,《上海文学》的编辑给予了肯定,觉得至少符合发表标准,后来也得到其他文学杂志的鼓励。现在结集后,要面对更广大读者的检验和直接的评论,我有些紧张。四十来岁开始写小说,略微有一点冒险,但至少到现在,我的好奇心好像还没有减少,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起点。

书乡:您的小说中有一种对“媒介”的痴迷,而且媒介在里面不只是一个意象和符码,常常也起到功能性的作用,比如《呼叫转移》里的电信诈骗,以及《幸福触手可及》里发错暧昧微信这种“窒息操作”。书写现代都市中的人际关系可以有很多种角度,为什么选择互联网和新型媒介作为切入点?

黄昱宁:其实一开始也没刻意这样设计,后来一想,确实是像李敬泽说的,媒介成了一个“图腾”。但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我确实也很感兴趣,因为从这里切入后,能看到很多浓缩的集中的东西。和几年前比起来,哪怕是五年前,媒介已经不单单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上面生存,这个小小的手机屏幕,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连接在一起。仔细想想也有点可怕,通过这个界面进去,生活是真实的吗,还是幻象幻境?对写小说来说,这能产生足够大的信息量。我一直觉得小说的信息量很重要。

《幸福触手可及》里的群发造成了反转,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在流动中,如果截取一个片段的话,都是非常戏剧化的,没有一个人从来不曾遭遇过戏剧性的瞬间。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东西,把生活中很日常琐碎的东西,通过整理、剪切,在有限的容量里表达出来。手机这种媒介,就可以很好展示很多的瞬间变化场景。

书乡:说到戏剧性,很多篇都会有戏剧化的一面,比如《三岔口》最后的阳台,像一个舞台布景。您也是个戏剧迷,戏剧影视对您在写小说上的影响是怎样的?

黄昱宁:我喜欢戏剧电影,爱好文艺的人都喜欢。影像对现代小说叙事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不管你承不承认抗不抗拒,现代观众和19世纪比起来,对叙事速度的要求产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候没有摄影术,需要托尔斯泰、狄更斯这些小说家有惊人的记忆,把生活中的事情事无巨细写下来,把人的表情外貌刻画得很详细,因为读者有这个要求。但现在观众有了影像经验,叙事速度加快,很多事情只需要一个提示,就可以脑补出来了。我对现代读者的认识,就基于这一点,意识到应该和以前写法不同。戏剧电影里一些简洁的处理方式,小说是可以借鉴的,而且会和现代读者有默契。

书乡:您似乎很喜欢以男性叙事者的角度去进入书写,反而不太强调女性特质。进入男性叙事模式,在转换上有困难吗?

黄昱宁:没有太大障碍,我写非虚构时,笔调也相对中性。我不反感女性文学,但也不太喜欢性别感表现特别强的作品。叙事本身谈不上阴性和阳性,一些男作家比如麦克尤恩、亨利·詹姆斯,他们的笔调也是中性的,不是男性的。麦克尤恩就有《甜牙》,是从女性角度叙述的,很逼真。对于小说家来说,虚构能力是第一位的,穿上别人的衣服,想象成别人的样子,从他的角度来看熟悉的东西,这是很兴奋的。扮演别人,是我认为的虚构的本质,也是能刺激我写作的一个方式。有相当一部分读者会很努力从小说中寻找叙事者影子,对号入座,考察写作者的现实经验,把人物态度、叙事者、作者混合在一起,在我看来,这不是理想读者的态度。

书乡:城市中产的生活和心理是《八部半》的表达主旨之一,在欧美文学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在关于中国的、上海的中产生活的书写上,会有什么特色吗?

黄昱宁:中产阶级在中国历史很短,他们的发家史,想起来都有一种很荒诞的心理和不安全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群城市外来者。有人曾问《呼叫转移》里那个外地来的代驾,能看懂《欲望号街车》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刻板印象,他们之间也分出很多文化层次,不是铁板一块。我就亲眼见过一个快递员,到办公室送完快递后拿起一本书,怎么也不舍得放下,说这本书真好。仔细去问他们的故事,都会很惊艳。在中产不愿意了解的这个人群里面,完全具备《呼叫转移》这类故事的生活基础。在现代社会搜集这类资料也并不很难,就看你有没有耐心,各种非虚构报道、纪录片、图片、照片,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也会和我身边的服务业从业人员聊天。小说家需要的最强能力应该是共情能力,能够想象任何故事、角色。

我直觉觉得,外来者和城市中产能形成戏剧性的冲突,从一方看另一方,能获得丰富的素材。这是我感兴趣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也不是现在才有的,《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红与黑》里的于连,还有包法利夫人,都是外省和巴黎的母题。因为中国发展速度更快,这个母题里的双方冲撞也会更激烈,更有趣。

书乡:您在创作谈中提到“批评焦虑”,批评家总会不断解构自己的创作,这一点怎么克服?

黄昱宁:翻译、评论肯定是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写作来说,如果没有这些,起点可能就会低很多,但反过来,也会总让我自我怀疑,因为见过太多大师级作品,会有挫败感:人家已经写了这么多这么好,而你写完了肯定会迅速被遗忘,还有没有意义。只好去给自己找动力克服,可能是编辑催,也可能是自我催眠(笑)。虽然真正写的时候肯定会把文学批评放到一边,但习惯性的东西还是会进去,所以写《文学病人》那篇很开心,它恰恰允许我任性一下,把对文学体制性的东西,包括对诺贝尔奖的反讽都放进去。

书乡:李敬泽说您像简·奥斯丁,又说您是女版麦克尤恩,比较喜欢哪一个称呼?

黄昱宁:这是开玩笑,当不得真。奥斯丁很伟大的作家,现在看起来,里面有很多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看法,很难模仿。但处在现在这个时代,更直接的学习对象肯定是像麦克尤恩那样的作家,还有一些类型小说作家,比如我很喜欢的写《邮差总按两遍铃》的凯恩,有很多直接可以学习的东西。麦克尤恩的小说构建比较好,信息量很大,关注事物的复杂性多过尖锐性。还有很多偶像,比如阿特伍德对宏大问题的关注、纳博科夫的准确描写等等。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渗透到细胞里面,不是很多人猜想表层的翻译腔,而是对结构和信息量的重视、视角的切换,除了这些技巧性的东西,真正的更在于我对虚构这件事情的认识,所以我在小说里的表现也是西方式的,和东方式的散漫意象完全不同。

(原标题:黄昱宁:做不好翻译的编辑不是好小说家)

来源:北京晚报 日期:2018年9月28日 作者:作者: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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