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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做翻译,是一种什么体验?

发布日期:2016-01-08      阅读数:1480 次

上个月,原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出了一本新书《吴建民谈外交》。南方周末记者看过书之后,发现里面的许多内容很精彩。

比如吴建民讲到,他在许多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身边做翻译,就披露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很多细节。经过出版社授权,南方周末记者今天摘取书中的部分内容,带你看看在领导人身边做翻译,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

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

1959年我从北外法文班毕业,外交部从我们这期毕业生中挑选了几个人送进外交部的高级翻译班。

因为周恩来总理感觉新中国的好翻译太少,过去的那批好翻译年龄慢慢大了起来,就主张要培养年轻人,于是有了这个翻译班。进到里头的,不光有外国语学院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的应届毕业生。翻译班分英语和法语,每个班也就五六个人。老师是花钱从国外聘请的,由于面对的学生少,所以老师能教得很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高。

1965年8月,我被安排到外交部翻译室,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很快我就接到通知: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

那是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此前一年中国与刚果(布)建交,中国一直在财力物力上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友好往来频繁。

马桑巴–代巴夫人到中国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天,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内心一个劲儿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怦怦直跳。

好在我在布达佩斯时有过不少在国际会议上做翻译的历练,而且这次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我的现场表现还行。我记得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说话时湖南口音很重,但我基本上听懂了。

后来,我又间或给毛主席做了几次翻译。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我:“你姓什么啊?”我说我姓吴。毛主席说:“姓吴?”我说:“口天吴。”“你这个国家早亡了,”毛主席哈哈一笑,“吴国嘛!”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了很长时间的外交部长,他非常懂外交,是我们中国当代外交之父。1965~1971年间,我曾若干次在周总理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过不少接触。周总理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过:“你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尊重是相互的。”话不长,讲得多好啊!

外宾来的时候,总理会到门口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有的时候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周总理会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有几次,我们到了接见外宾的现场,明明看见总理也来了,眨眼间又不见了。原来总理到旁边的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再出来时整个人就更精神了。

我第一次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我能放松一些,总理主动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听我回答说是南京人,总理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因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江浙一带的比较多。

我回家跟施燕华说起这事,她说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时,总理也问过她是什么地方人,听她回答祖籍浙江后,周总理也说了一句“外交部江浙人真不少”。

和周总理在一起,有些人经常会感到紧张,因为他有时会突然提一些问题。一次,他突然问:“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号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周总理问我,我也答不上来。当时礼宾司副司长韩叙也在场,立即打电话去问,随之得到答案:“是1944年6月6日。”周总理立刻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

很多人在屋子里聊天,周总理一走进来,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周总理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此种倾向,就会立即指出。

比如,我们去非洲,有的同事嫌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再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到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字之差,大有文章,我是后来才慢慢懂得的。总理尊重人家,特别是小国,所以他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我最难忘的一次是在1968年10月,周总理会见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总理做翻译,也是翻译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晚上11点一直翻到第二天凌晨5点,整整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像往常一样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口。门一开,一阵晨风吹来,我感到丝丝凉意。那一晚一翻译就是6个小时,很辛苦,但我完全被周总理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所感染,竟然越翻译越精神,中间一次厕所也没上,一直翻译了下来。送走外宾后,周总理依然不知疲倦、神采奕奕,还在电梯里亲切地夸奖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邓小平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29年来第一次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毛泽东亲点邓小平率团出席,并在联大发言。

此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到联合国的那些日子,就下榻在林肯汽车旅馆改造的中国代表团住地,住在第十层。我每天早晨都有晨练的习惯,发现邓小平喜欢早晨起床后散步。因为不能随便外出,他便在楼道里来来回回地走。

有一次中国代表团请来参加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我当翻译。餐桌上,我觉得邓小平的言谈很风趣。饭吃到最后,邓小平对阿尔巴尼亚人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我当时有点愣,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更多中阿关系的情况,这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出现一些裂痕,对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阿领导人已经开始抱怨。

邓小平在联合国时主持开过几次会,我只参加过一两次,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邓小平主持开会效率很高。有什么主要情况大家讲一讲,他不喜欢听车轱辘话,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邓小平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

特别联大会议前后开了三周,邓小平在纽约只停留了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先后与四五十位外长会面晤谈。4月13日是个星期六,没有会,大家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到纽约的什么地方看看?邓小平脱口而出:“去华尔街。”“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啊。”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美国通”唐明照提醒道。“没有人也可以看看嘛。”小平说。

当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眼里,“华尔街”可以说是最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的代名词。第一次到美国,仅有这么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人都感到愕然。

后来我听陪同邓小平去华尔街的人说,在观看过程中,邓小平的话不多,但在当时,像“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这样的话,从其他领导人那里是不会听到的。这让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有个性,他的思路和一般人不一样。

 

来源: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 日期:2015年12月31日 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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