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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翻译出版当事业做

发布日期:2017-09-12      阅读数:39 次

捧读《风疾偏爱逆风行》,不由想起李景端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李景端并非一位通常意义的翻译家,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出版家,而是一位翻译出版家。

翻译可细分为口译和笔译。一般人可能对这两者不加区分,其实这两者差异极大。我曾对一些声名如雷贯耳的翻译家不能说流利的外语感到吃惊。后来发现,有些能说一口地道外语的译员,其翻译的作品却不忍卒读,便不再见怪。我明白了,口语翻译与文献翻译迥然有别。口语翻译主要服务于日常交流,而文献翻译则主要用于专业交流。对于文明的交流而言,口语翻译和文献翻译同样重要,但对于文明的深度交流和传播而言,文献翻译更加重要。所以,当我们说某人是翻译家时,更多的是指那些专业从事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和科学文献笔译的专家。

翻译与出版不可分离,因为绝大多数文献的翻译是用来公开发表的。我们注意翻译出版与普通出版的不同之处,只有了解翻译出版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才能使翻译出版的作品有质量保证。李景端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翻译出版的特殊性,而且是国内首倡“翻译出版学”的专家。早在1987年,他在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当代翻译研讨会”时,就提交了名为《翻译出版学初探》的论文。他从学术研究和作品传播两个方面,系统地区分了翻译与翻译出版两者之间的异同。尽管学界对李先生的“翻译出版学”响应者至今寥寥,但我非常赞同这一倡议。在我看来,李景端不仅是“翻译出版学”的首倡者,也是杰出的翻译出版家。

李景端自己说,他的前半生很“平凡”,主要在经济部门从事一般工作,中年时才与出版结缘,人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改革开放后,他受命创办《译林》,从此便全身心地投身于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我觉得,从创办这一刊物开始,他不再把翻译出版当作一种职业,而是当作一种事业。职业与事业是有重大区别的:职业是一种谋生手段,其内在动力是直接的物质利益,从业者只要完成本职工作,就算履行了职责;事业则是对职业的超越,其内在动力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当一个人把某种职业当作自己追求的事业时,他就会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贡献其毕生的精力,他不再计较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着眼于这项事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意义。

为了办高品位、高质量的刊物,李景端百折不挠,以十二万分的诚心,感动了译界的众多名家宿老,请来了萧乾、杨绛、钱锺书、戈宝权、冯亦代、卞之琳、王佐良、周煦良、杨周翰、戴镏龄等一批翻译文学界的顶级学者担任刊物编委;为了维护翻译出版工作的清风正气,保护翻译出版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提升翻译出版的专业水平,他在退休后还“多管闲事”:“替季羡林打维权官司”,为“成功保住林纾故居”和《出版史料》期刊“奔走叫喊”。凡此种种,如果仅仅把翻译出版当作一种职业,那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然而,如果把翻译出版当作一种事业,所有这些行为便又都在情理之中。

李先生为推进翻译出版事业不遗余力。从制定翻译标准、提高翻译报酬、设立翻译奖项,到改进外语教育、培养翻译人才、完善法规制度,他都做了认真思考,并形成了相应的方案。他还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去推广他的政策建议。在我们共同担任“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评审委员期间,他至少就向我提出过两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关于翻译出版的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众多“做事”的人。对那些首先选择“做事”的人,社会各界尤其应当善待之。李景端说,他“偏爱逆风”,这“风”是指时髦的风气。但我相信,他一定也希望社会上多刮一些“顺风”,为那些选择“做事”而非“做官”或“发财”的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关心,营造更加自由宽松的环境,从而鼓励更多的人把职业当做事业,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 日期:2017年9月12日

心译翻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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