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翻译家
大家都说翻译文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说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是尤其不容易的事，但偏有这么多人用毕生或是大量的精力来干这件事，这让我肃然起敬。
我想，翻译文学所遇到的困难，看起来是来自语言，但其实是来自文化。语言层面的困难是技术问题，借助工具书一般都能解决，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化问题，除了译者对被译文学的国家的历史、人民的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和细致的体察，否则是无法把作家的本意传神地译过去的。因为有好多东西在字典上是查不到的。我们到国外去，或者到国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去，看到他们的生活习惯中有一些让我们难以接受或不可思议之处，而这些，恰好是文学最希望或最经常表现的。只有实现了从难以接受到乐于接受、从不可思议到习以为常的转变，这才可能在翻译时把深层的意思也译过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翻译当然也是语言的艺术，在文字转换的过程中，如何把原作的语言风格转换过去，让异国的读者领略到原作的语言个性，这的确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儿。这就要求译者不仅是他要翻译的那种语言的专家，而也应该是他的母语的专家，这样才能使他的工作有丰饶的选择材料。我的老师徐怀中先生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作家的内分泌。”这也就是说，作家的语言风格，是与作家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联的，翻译家要想在自己的母语中找到这种风格的对应，首先就要求他能够理解并把握作家的个性。
我一直认为翻译是创造性的工作，当然有人认为翻译应该忠实于原著，不应该有什么创造。我认为忠实于原著与创造性并不矛盾。假如一部作品有两种或者更多种同文的译文，而这些译文基本上都遵从了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但有的译本好，有的译本差，那我认为，好的译本就是创造性的，不好的译本就没有创造性，甚至有破坏性。
我在阅读翻译成中文的某些外国文学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即这个在他的祖国或同语言地区里很有影响的作家，其作品读起来并不好，我想这很可能是那些破坏性译者所造成的恶果。一个作家在本国或本语言地区的名声不太可能凭空建立起来，他必有他成名的道理。他如果被翻译之后让读者大失所望，排除掉某些文化、政治原因所导致的接受障碍，其主要原因就是翻译不好。
我一直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原作者应该密切联系，多多沟通，这也是翻译当代文学的一个优越条件。那些问我问题多的译者让我觉得放心，那些从来不问我问题的译者让我担心，当然，如果这位译者水平非常高那又另当别论。
我觉得译者在与原作者充分沟通、讨论并经作者同意之后，译者对原作做一些章节合并、压缩等技术性的调整是可以的。但不经原作者同意就大幅度地删改，甚至是重写，那当然是不可以的。这些其实都是翻译合作过程中的老生常谈，没有必要多说的。
总之，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被限制的创造，但天才在限制中依然可以创新，庸才即便不被限制，写出来的或译出来的依然是平庸之作。我读过一位伟大作家翻译的日本的和俄国的文学理论著作，翻译者强悍的文风，让原作者消逝了。仿佛这些作品的原作者就是翻译者。我也读过一些伟大的翻译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家隐形了，仿佛读到的就是原作，仿佛我的阅读就是与原作者直接对话。
所以，我想，最好的翻译就是好像没有翻译。
来源：人民日报 日趋：2016年11月27日 作者：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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