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嘱咐哥哥“把她当作我们的一个小妹妹看待”。可是几个月后，迫于形势，杨苡不得不走了——她发表的抗日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被日本人盯上了，报社编辑催她快逃。远在英国的哥哥杨宪益也来信劝母亲，母亲终于同意，“翡翠年华”时代被迫谢幕。
恨不能告诉每一个人：“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兄长般的鼓励，她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把信珍藏在一只带锁的小铁箱里。
那盏昏黄微明的灯
1938年7月7日深夜，匆匆告别几百张唱片、明信片，一堆来自法国的洋娃娃，还有巴金的10封信以及编好号码用缎带捆住的另外40封信，杨苡登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云南号”豪华客轮，成为“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她将转道香港，投奔战时在昆明成立的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前方就是向往中的自由，因为兴奋，与含着眼泪的母亲挥手再见时，杨苡甚至是开心的。她未曾预测到的是：她永远失去了那些信，也永远告别了与李尧林的一段似有似无的青春情感。
到香港后，等船期间，杨苡住铜锣湾，游维多利亚海港，那是她“最后的贵族生活”。由豪华客轮的“大餐间”，到法国邮轮的二等舱，再到席地而坐的“闷罐车”，一个月后进入云南边境后，贵族小姐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亡学生了。然而心情是舒畅的，“一看到国旗，便从闷罐车的又湿又脏的地上跳起来，对着车厢外的云南大兵激动地唱起一连串的抗日歌曲”。那时的杨苡“浑浑噩噩”，看电影，唱歌，为《战歌》杂志写诗，参加漫画班，用绒线在麻布上绣她的艺术想像，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就连“跑警报”，都像是出城郊游，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欣赏油菜花。直到有一天，一场轰炸过后，邻居家女儿告诉她，沈从文一边喝酒一边哭：“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那一刻，一向爱闹的杨苡安静下来，深受震动。
杨苡与沈从文
不久，同船来到昆明的北平艺专的郑颖孙先生离开昆明，杨苡搬进他原来的卧室，而外屋，就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书房。沈从文耐心地劝她，“少写那么多充满口号的抗战诗，即使是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建议她：“还是进外文系好，你已读过十年英文，该多读些原著，要打开眼界……”他还捧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她写读书笔记，“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从此，每个晚上，杨苡都坐在一盏小油灯旁，每逢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房屋，糊纸的窗后，一盏昏黄微明的灯还亮着，她知道，那灯下，沈从文先生正在伏案。
联大复课后，杨苡搬到临时校舍，投入了另一片热火朝天的天地。很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那时的联大，名师云集，学风自由，外文系里，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是“正宗的美国范儿”。联大仍然坚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不分上下级，没有官僚味，一律称“先生”。
尽管“老师非常好”，可是，新鲜感过后，西南的湿冷，吃不饱，木床上的臭虫是从未见过的多，也没有电影看，这些都令她沮丧，习惯了北方大火炉和暖气汀的杨苡开始想家。唯有写信，向巴金先生倾诉，说自己常常望着月光想哭。巴金的回信，还是一贯的兄长式的开导：“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几十年后，在上海巴金的大客厅里，巴金大笑着对老朋友们说：“她可以一封信写十好几张大信纸！”
幸好，忧郁只是暂时的，爱写诗的杨苡很快找到了“组织”——她加入了高原文学社。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杨苡令一位年轻的诗人怦然心动。诗人叫赵瑞蕻，“清峻，谦和，斯文，有学者的英气”（陈丹青语），比她高两班，高二时就已经尝试翻译，发表作品，是吴宓的高足。此后，一起上吴宓的课时，他就坐在她旁边；她去看话剧，不喜欢戏剧的他也欣然跟去；再后来，月光下的操场上，璧人成双。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战事正紧，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女儿出生没多久，杨苡用绿色棉布装扮的家就被震塌了，他们的住处疏散到了郊外的山上。有一天，站在三平方的小屋门口，她看到有个人撩着长袍从山下走上来，是沈从文先生！从城里到郊外，那样远的路，且只能步行，可是沈先生来了，他微笑着说：“哈，做了狼狈的小母亲了，让我看看你的小婴儿！”
沈从文离开不久，给她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女人若过了25岁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还有什么希望！”那年，杨苡22岁，还有3年。那时起，她开始从学校的图书室借大量的书来读，那盏昏黄微明的灯，为她照亮了前行的路。
首创“呼啸山庄”
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因为生孩子耽误学业的杨苡也跟随他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借读。家道中落，母亲也已搬到重庆，她接纳了困境中的小女儿和幼小的外孙女，让杨苡得以继续学业。
图书馆仍是杨苡最常去的地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时，她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她“又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丈夫赵瑞蕻正在翻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杨苡也动了翻译的念头。当时流行读《简·爱》，但她觉得，这本书里的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是永恒的，“我翻译《呼啸山庄》，就是要证明它比《简·爱》更好！”
随着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杨苡到了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翻译《Wuthering Heights》一再搁浅。冥冥中，她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间破房子里。“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的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激动之余，杨苡给巴金写了信，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一方面支持鼓励，一方面也严格要求：“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
从小就认为自己很笨的杨苡，靠着一本字典谨慎翻译，她时时牢记巴金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一年后，十年梦想终于实现。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从此走进了国人的视野，由杨苡首创的“呼啸山庄”译名，也一直为后人沿用。
花开花落，豪情依旧
1980年，让杨苡背上十多年沉重包袱的《呼啸山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年，61岁的她离开学校，主动退休了。虽然在高校工作多年，但她强调自己的身份只是“教员”。
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又那样难忘，杨苡在笔下怀念故人，作品多次获奖。1986年，《梦萧珊》被《人民文学》杂志评为读者最喜爱的作品。1987年，她将1939至1985年间与巴金交往的60封信件编注、整理，出版了《雪泥集巴金书简》。1938年前的10封，母亲当年在日本兵进入租界搜查时，迫于形势烧掉了，而保存下来的这些，也是杨苡冒着危险换来的，为此，她还挨了此生唯一的一记耳光。书出版后，耄耋之年的巴金再次致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当我能将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变成纸上的文字时，这可能意味着我没有白白浪费掉生命。”生命没有浪费，古稀之年，杨苡翻译完成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呼啸山庄》也一版再版，并被英国勃朗特纪念馆收藏。生命中，每一步都流光溢彩。
1997年底，巴金住院，杨苡去看望这位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心灵导师，说话困难的巴金费劲地叮嘱：“多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2005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巴金告别了人世。8年后，94岁高龄的杨苡出版《青春者忆》，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文字写下与巴金交往的故事，这是她献给巴金先生的“好长好长的梦”。巴金的叮咛，她一直记着，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一直在写。2015年，哥哥杨宪益去世六年后，她携小女儿赵蘅主编了《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一套六本，工程浩大，被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2019年，100岁的杨苡荣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生成就奖”。
故人渐凋零，唯有杨苡天真地活着，写着。她的客厅，常常高朋满座，墙上挂着鲁迅的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老友小友，记忆力惊人的她豪情依旧，把往事娓娓道来。
“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人生呼啸而来，时间呼啸而去，置身其中，杨苡青春永在。
◎ 来源：翻译教育与研究、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日期：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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