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的主要部分是儒家学说，二千年来，《四书》、《五经》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不仅支配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来的西方传教士迅速认识到儒家学说的地位和作用，为适应本土文化，从而使传教活动顺利进行，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文化传统，熟读中国经典便成为他们适应这种与他们迥异的社会和文明的必要途径。通过天主教传教士、基督教传教士和东正教传教士长达三百年历史的不懈努力，《四书》、《五经》的译介从零星片断到系统完整，向西方社会初步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儒家学说。

一、天主教传教士对《四书》的翻译

《四书》、《五经》翻译成西方的语言，始于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ieuRicci，1552－1610）1582年来华，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他曾介绍过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传教士也卷入了译介西学的活动中。同时也为了向罗马教皇及西方社会证明中国社会文明的美好，开始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形成了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高潮。

1591年利玛窦奉意大利耶稣会士、远东巡查员范利安（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之命开始翻译中国传统经籍，到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完成了《四书》的翻译，名为《中国四书》（TetrabiblionSinense de Moribus）的拉丁文翻译。同年将译稿寄回意大利，“国人读而悦之”[i]。一般认为，利玛窦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可惜没有出版，原译本亦亡佚。关于此书情况在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有介绍。

最早将中国儒家文献译为拉丁文，且刊行其中部分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Ruggieri，1543－1607）。罗明坚于1579年到达澳门，1588年返欧洲述职。在华期间，遵范礼安的要求研读中文，他于1581年写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还包括了中文复本和一册中国文献的译文，后经考证为《大学》的第一章，曾刊印在1593年在罗马发行的《百科精选》中。他还将《孟子》译为拉丁文，是欧洲语言中《孟子》的最早译本，但没有刊行，稿本今存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1662年（康熙元年），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出版了一本拉丁文书，书名为《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内有2页孔子传记和14页《大学》译文以及《论语》前部译文，这是《四书》第一次正式译成拉丁文并刊行，后带往欧洲。译者为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后来，殷铎泽又译有《中庸》，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v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67年和1669年(康熙六年和八年)分别刻于广州和印度果阿，并于1672年重版于巴黎，书末附法文和拉丁文《孔子传》，内有殷铎泽写的一篇短序、54页的《中庸》拉丁译文、8页的孔子传记。本书主要编译者为殷铎泽，但参与者有郭纳爵等17名耶稣会士，其中意籍会士5人、葡籍会士5人、法籍会士4人、比利时籍会士2人、奥地利籍会士1人，可以说是欧洲宗教界和知识界的鼎力之作。《论语》的最早译本，也出于殷铎泽和郭纳爵两人之手，刻于印度果阿，但未题刻年。

殷铎泽返回欧洲时，他带走了一些中国文献的译文，不辞辛苦地寻找出版社，希望能将中国儒家文献向欧洲作以介绍。1672年，殷铎泽在巴黎以法文出版了《中国政治道德学》，题目改为《中国之科学》，其中《中庸》和孔子传记比广州版和果阿版有了较大的改进。

然而，使孔子学说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是《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r，1623－1692）、殷铎泽、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F.deRougemont，1624－1677）、奥地利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Herdtricht，1624－1684）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敕令合编而成，1687年在巴黎出版拉丁文译本。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书中有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但缺少《孟子》，故只能认为是“三书直解”。此书包括四个部分，共412页，并附插图：1．柏应理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2．导言，论《四书》、《五经》的历史、要义、宋明理学等，历朝历代对《四书》、《五经》的重要注疏，佛老和儒学之间的区别，《易经》六十四卦和卦图之意义；3．《孔子传记》，开卷即是孔子的全身像，为殷铎泽所著；4．《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各为39页、69页和180页，三书皆附注疏，其中《大学》由郭纳爵所译；《中庸》由殷铎泽译一部分，其它人翻译一部分；《论语》为殷铎泽所译。最后附有柏应理编的《中国皇朝编年史》（TabulaChronologcia MonarchiaeSinicae），以及他绘画的中国15省省图、115座大城市，以及耶稣会士建立的近200处教堂。《中国皇朝编年史》曾于1686年和1687年刻有单行本，第一表始于公元前295年至公元初；第二表为公元元年至1683年；第三表为三皇世系表，记载2457年间黄帝以下的八十六位帝王世系。该书同年即再版，增加了中国传教史。此书编辑的本义是为中国传教中出现的礼仪问题辩护，故把中国描写为完美无缺的文明先进，是值得赞美和模仿的理想国家，它的出版使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中国。莱布尼茨（G.W.Leibniz）看到此书后，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孔子被尊为天下先师、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博大的学者和预言家，由此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它是17世纪欧洲人对孔子形象及其著述介绍得最为详备的书籍。

1688年至1689年，法国出版了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两个法文节译本《孔子的道德》和《孔子与中国道德》；1691年，英国出版英文节译本《孔子的道德》，英法译本的出版为扩大阅读面提供了前提，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

《四书》的全译本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aisNo?l，1651－1729）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将《大学》（Adultorum schola）、《中庸》（Immutabilemedium）、《论语》（Liber sententiarum）、《孟子》（Mencius）、《孝经》（Filialisobservatia）、《三字经》（Parvulorum）译为拉丁文，在布拉格大学出版，书名为《中国六大经典》（Sinensi imperii libriclassici sex）。卫方济不但翻译文本，而且选译历代注疏，非常详备。但他对中国典籍的理解尚不十分到位，如《大学》译为《成年人之学》，《中庸》译为《不变之中道》。1783年至1786年，《中国六大经典》被译为法文，题名为《中华帝国经典》，分为七卷，书首有文论述中国政治哲学及伦理哲学的起源、性质和意义。卫方济又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PhilosophiaSinica）与《中国六大经典》同时同地刊行，因两书对中国哲学的异常赞美，曾一度被罗马教皇禁止发行。俄罗斯彼得堡图书馆藏有1700年在江南南昌的卫方济《论语》译本三册手写本；比利时布鲁塞尔图书馆藏有《孟子》、《中庸》译本各一册，是1700年的手写本。卫方济《中国六大经典》法译本出版之前，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已在巨著《中华帝国志》（Deion de la Chine）中简要介绍了此书，并作分析。

在18世纪初，《四书》已被全部译成欧洲文字，从利玛窦到卫方济，时间几乎长达一百年！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们的顽强毅力，是值得后人敬仰和纪念的！

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an，1799－1873）曾参考满文本译过《孟子》；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 MachalCibot，1727－1780）翻译过《大学》（Traduction du Ta-hio）、《中庸》（Traduction duTchong-yong），收入《关于中国之记录》卷一，342页至498页。

《中庸》的意大利译文见于168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杂记》（Notizievarie dell’imperio della Cina），是根据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JoannesGrueber，1623－1680）所述有关中国的资料编撰而成，他曾为罗马教廷探寻欧亚陆路来过中国，本文80页；信札四件，42页，书末附《中庸》译文及《孔子传》。

这一时期，还有其它一些人翻译“四书”，如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Bonoist，1715－1774）译《孟子》（未成）；《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第一卷无名氏所译《大学》、《中庸》等。

二　天主教传教士对《五经》的翻译

对《五经》的研究最早的人是利玛窦，他在《天主实义》提到最多的是中国思想家，23次引用《孟子》，18次引用《尚书》，13次引用《论语》，11次引用《左传》，7次引用《中庸》，3次引用《大学》，1次引用《老子》，1次引用《庄子》[ii]。但他没有翻译过《五经》。

第一个将《五经》译为拉丁语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t，1577－1628），他在1626年（明天启六年）于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Sinense）一册，并附注解，名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成为最早在中国本土刊印的中国经籍翻译本。

《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易经》和《尚书》，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usMartini，1614－1661）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拉丁文《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介绍了《易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us deSemedo，1585－1658）于164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大中国志》（Relatio de magna monarchia Sinarum，ou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iii]里叙述中国早期文化发展时，也介绍了《易经》，他还注意到中国的《四书》《五经》对中国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影响。

康熙年间先后有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法国耶稣会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27）、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5）和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恩（Jean Baptisde Regis，1664－?）进行翻译和研究。1710年白晋因从事天文、历算而研究《易经》，康熙特别从江西征调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oannes F.Foucquet，1663－1739）协助白晋研究《易经》，前后6年。白晋曾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Idea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I-king），稿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他还有《诗经研究》，亦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刘应对《易经》、《诗经》和《礼记》都有研究，所著《易经概说》（Noticesur le livre chinois I-king，1728年）附刻于宋君荣（AntoineGaubile，1689-1759）的《书经》之后刊行，为406页至437页。他还有《中庸》（De perfectaimperturbabilitate）拉丁文译本，并附注释；拉丁文《书经》（Chou-king）译本四卷六册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雷孝恩曾将《易经》译为拉丁文，他利用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P.deMailla，1669－1748）的译文并用满文译本对照，参以法国耶稣会士汤尚贤（Pierre deTartre，1669－1724）的注疏，原稿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1834年巴黎汉学家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在斯图亚特印第1册，1839年续出第2册，书名为《中国最古的典籍‘易经’》（I-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1章，介绍了《易经》作者伏羲、创《易经》的目的、各种注疏、八卦的各种符号及不同组合；第二部分是《易经》注疏和他本人注释的译文；第三部分是他对《易经》的评论。它“首次为西方完整地了解和研究《易经》提供了较充分的原始资料，同时也为尔后用各种现代欧洲语言翻译《易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样本。”[iv]

马若瑟选译的《书经》、《诗经》也被杜赫德收入法文版《中华帝国志》第二册298页至308页；还收集了马若瑟所选译的《诗经》中的《天作》、《皇矣》和《抑》等八首，所有稿本均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帝国志》是奠定法国汉学的三大名著之一，1741年、1749年和1774年分别由英、德、俄三国翻译出版，英译本有两种，1736年12月出版了节译本，1741年出版全译本，在欧洲的影响非常大。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l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翻译《礼记》（Traductiondu Li-ki）为法文、《诗经》（Livre desVers）为拉丁文，附有详细注释。翻译开始于1733年，直到1830年才由巴黎著名汉学家朱利斯·莫尔（Julius Mohl）编辑，交德国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社出版，书名《孔夫子的诗经》，原稿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是刊行于欧洲的第一种《诗经》全本。译本注释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但西方学者仍觉得过于简单。孙璋的全译本早于马若瑟的选译本，但先流行于西方的却是后者。

宋君荣曾译过《诗经》（Livredes Vers）、《书经》（Le Chou-king traduit et annoté）、《礼记》（Li-ki）和《易经》（Le I-king）。1739年译毕，在他去世后20年，即1770年《书经》在巴黎刊行。他以康熙年间的孔安国古文《尚书》满文译本为底本，然后再以汉文原文作了审定。宋君荣通晓天文学，专门对《书经》中涉及的古天文学内容进行了研究，写成《书经中的天文学》（Astronomie dans le Chou-king）一文，附录在译著中。除了译文和注释外，还有出版者、法国文学科学院院士德经（De Guignes）增加的补注、插图和中国上古三朝的帝王简史。《诗经》1749年寄回欧洲，一直存放于教堂内，没有刊行。

天主教士译经活动的集大成者是法国耶稣会士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河北献县的天主教堂，执着于传播中国文化，他几乎翻译了所有的中国儒家经典，涉及面之广，数量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1895年出版《四书》；1896年出版《诗经》；1897年《书经》；1899年《礼记》；1914年《春秋左传》；1916年《仪礼》。他通常用法语和拉丁语对汉语同时进行译释，译本也是以拉丁文和法文与汉文对照排印，在诠释中，无意加入个人的解释和评论，而是努力忠实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学派的观点。由于拉丁语的结构更加自由，所以他能进行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直译中文原文，加上他的法文、拉丁文的准确优雅，使得译文可靠实用，直到50年代后，这些译本又在巴黎再版，影响很大。

三　基督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

基督教新教随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07年的到来，在中国开始了传教。马礼逊于1812年翻译了《大学》。在印度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什曼（John Marshman），在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萨（Joannes Lassar）的帮助下学习中文，于1809年翻译了《论语》。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种德（DavidCollie，？－1828），来华后曾跟马礼逊学习中文，是英华书院第三任院长，第一个将《四书》译为英语，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四书译注》。

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麦克开拉启（ThomasMcClatchie，1813－1885），曾译《易经》、《礼记》为英文，后者未最后完成。英国偕我公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Soothill，1861－1935）还译过《论语》。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v]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4－1897）、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和上文介绍的顾赛芬，他们都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将《四书》《五经》系统严格地翻译成了欧洲最主要的英语、德语和法语，为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理雅各毕业于阿伯丁大学，1839年来华。1858年他计划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并各自附以原文、注释及长篇绪论。1861年出版《四书》英译本，名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其中帮助翻译的有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合信（BenjaminHobson，1816－1873）及华人黄胜等。《中国经典》五卷所含内容是这样的，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一卷，包括《论语》（The ConfucianAnalects）和《大学》（The Great Learning）；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二卷，包括《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Man）和《孟子》（The Works ofMencius）；1865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三卷，为《书经》；187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四卷，为《诗经》；1872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五卷，为《春秋》和《左传》，均刊于香港。

理雅各的翻译是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完成的，1867年理雅各回英国探亲，邀请王氏赴英国继续协助，王韬抵达英格兰，居住工作了二年。1876年理雅各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继续邀请王韬合作从事译述，王韬常为理雅各阐释经意，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两位学者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他归国后出版了《中国经典》第六卷，即《易经》；1882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七卷，即《礼记》、《孝经》和《道德经》。晚年他还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ARecord of Buddhistic Kkingdoms，1886）、《秦始皇帝》（Ch’in Shih Hwang Ti，Le Lotus）。

《中国经典》的翻译是理雅各倾注几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的一项宏大工程，足以显示出他作为大汉学家卓尔不群的学识和决心。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典籍也曾多有译述，但都只译片断，或因汉语不精，或对于儒学经义钻研不透，或请学养浅陋的华人合译，译文往往语义欠通，谬误百出。理雅各本人精通汉学，又在中国学者通力协助下系统完整地译出儒家经典，实属难得。它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氏也因此先后荣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和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卫礼贤是德国斯图加特市人，字希圣，是德国20世纪初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1899－1921年在青岛任传教士，1921－1929年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在中国足足生活、工作了25年。他的一生不断地翻译中国经籍，并以报告形式以获得德国各阶层对中国文化世界的理解。在中国期间，他先后创办和参与了礼贤书院和尊孔文社，曾拜段正元夫子为师，于儒道之学颇有心得[vi]。1924年回国，创建了“中国学社”（ChinaInstitut）。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开始翻译中国经典，成为中国文献的经典德文译本，至今仍然发行。其《中国心灵》一书表明，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基于中国长期的社会实践之结果[vii]。

1910年，他在耶拿出版了《论语》德译本；次年出版《道德经》；1912年出版《列子》和《庄子》；1914年出版《孟子》；1916年《中庸》和《孟子》；1920年《大学》。回国后1925年出版《易经》；1928年《吕氏春秋》；1930年《礼记》。此外，他还翻译了《西游记》、《三国演义》、《三言两拍》、《聊斋志异》、《搜神记》、《封神演义》和《列国志》的部分章节，分别载入他所编的《中国民间童话》和《中国学》杂志。其中他翻译的《易经》最享盛名，“具有特别大的影响力”，时至今天仍然重版，畅销不衰。

四　东正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

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对汉学有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在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

列昂季耶夫（AлексейЛеоитьеичЛЕОНТЪЕВ，1716－1786），东正教驻北京第三届传教团传教士。他于1780年翻译了俄文的《大学》、1784年翻译《中庸》，这是《四书》《五经》第一次翻译成俄罗斯文。

比丘林（H.Я.БЙЧРИH，1777－1853）是俄国汉学和东方学的奠基人，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团领班，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曾翻译过《四书》，但未刊行。

西维洛夫（ДмитрийЛетровлчСИΒИЛЛОВ，1789－1871）是东正教驻北京第十届传教士团教士，后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他于1840至1842年翻译了《四书》、1855年翻译《诗经》、《书经》和《孟子》，但未曾刊行。

瓦西里耶夫（B.II.Bасй?Ьеь，1818－1900）是东正教驻北京第十二届传教团教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本，也是《诗经》的第二个译本，稿收藏于俄罗斯彼得堡档案馆，未曾刊行。

此外，欧洲其它国家的传教士也曾翻译过中国经籍，如芬兰传教士凯勒·克尔赫兰（Kalle Korhonen，1885－1963）将《大学》译为芬兰文。芬兰传教士托伍·克尔克克里（ToivoKoskikallio，1889－1967）将《道德经》、《孟子》、《诗经》译为芬兰文，现在仍以手稿形式保存。

对传教士来说，让中国人民皈依他们信仰崇拜的上帝、天主是他们来华的目的和人生、信仰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中国人能接受、适应的办法是他们不断探讨、深入的。翻译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活中占主导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经籍，是他们迅速并深入认识到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他们为了证明基督宗教中的“God”就是中国经书中的“上帝”，力图从中找出“God”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并非虚构的依据。而这些看似宗教化的行动，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开始、西方汉学的开端，不仅成为他们认识东方中国的媒介，而且这些深入中国人民思想生活的儒家学说也开始影响西方社会文化和生活，转化为更深刻持久的东西而继续传递其文化内涵。

刊于《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赵晓阳